关键记忆
自1996年涉足妇女史研究，我深耕三十载，出版《性别视角下的〈易〉〈礼〉〈诗〉妇女观研究》《身份与权利：唐代士族家庭妇女研究》等专著，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时，我依托高校平台培养妇女史人才，开设相关课程，编著《中国古代妇女史》教材。这30年不仅是探索妇女史的过程，也是女性意识觉醒、发展与升华的过程，我坚信男女平等理想定会实现。
■ 口述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焦杰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舒羽
我自1996年开始涉足妇女史研究，彼时恰逢1995年北京世妇会落幕不久。当时，我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但性别平等的理念已经悄然影响了我。
我真正踏入性别领域，主攻妇女史却是在北京世妇会10周年之后。2005年前后，妇女/性别学研究在全国如火如荼，各省会和各大高校先后成立了很多妇女研究组织，我也成为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会员和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成员。我逐步了解了性别学的概念、内涵和研究方法，同时也认识到性别平等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我决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发现历史上的妇女”之中，寻找她们的声音，探寻她们的喜怒哀乐，探索妇女的发展途径。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妇女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那以后，我在性别研究领域内努力耕耘，写出了很多妇女史研究论著。20多年过去，我对妇女史研究的热爱始终如一，当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
考察性别制度的建构及影响妇女发展的原因
《先秦女师概述》《唐代姬妾蓄养及其社会地位》等文章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期。这些文章受文献学影响较大，优于史料梳理，弱于理论分析。不过，女性的敏感却使我留意到了妇女群体中个体与阶级之间的差异，也感受到了文本叙事与历史现实的差异。由此开启了我的妇女史研究之路。
2005年之后，随着对性别学研究方法的掌握，我的妇女史研究成果频出，先后写下了《中国古代的外室现象与妇女历史地位》《〈列女传〉与周秦汉唐妇德标准》等论文。当时的我尝试用分析解构的方法去研究历史文化，着力探讨历史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手段建构了传统性别文化和性别制度，女性的声音和历史贡献是如何被有意或无意埋没的。我发现，性别文化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妇女的道德规范往往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而不同阶层对妇女形象的需求也存在差异。
2011年10月，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同时也是第一部性别学研究专著《性别视角下的〈易〉〈礼〉〈诗〉妇女观研究》正式出版。该书对《易》《礼》《诗》三部经典中的妇女观作了系统地梳理与分析，重点探讨了本经和传记文本的差异。通过研究发现：乾坤两卦的本义是思考君子之德，战国以后才拓展到了两性关系和男阳女阴观念；《周易》卦爻辞的取象与编排受男性至上观影响很大，《易传》的解释则进一步强化了男性至上思想；男女成年礼仪于两性的意义并不相同，婚礼才是妇女成年的象征；“窈窕”本义是美丽活泼，汉儒将其附会为专贞守一、宽容不妒。这些讨论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性别制度的起源与建构过程，同时也说明性别文化的可变性。
考察妇女生命体验与历史贡献
2012年前后，我结合社会热点，先后撰写了《传统女性的刻板模式与男性审美视角的矛盾——以中国古代姬妾妓娼现象为例》《传统习俗禁忌中的“厌女情结”及其原因考察——以社会性别和人类学为视角》等文章，对影响妇女形象的历史问题进行探讨。
同时，我还以教育部项目《唐代女性与宗教》为基础，先后撰写了《论唐代公主入道原因及道观生活》等多篇文章。2016年1月，我的第二部妇女史专著《唐代女性与宗教》出版。这部著作采用主体能动性理论，对唐代妇女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作了细致地考察。2012年至2018年，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墓志中女性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工作，发表了《错位的历史：文本来源与叙述差异——以唐代妇女史研究为例》等论文。结项成果《身份与权利：唐代士族家庭妇女研究》于2021年10月出版。我发现妇女的主体能动性通常会受到礼法及其他因素制约。
2019年，我又争取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古妇女文化研究》，对由汉至唐跨度长达近千年的妇女文化进行了研究，重点考察了妇女与节日、妇女与生育、妇女与巫术等三个专题，探讨古代妇女以何种方式参与节日文化、生育文化和巫文化的建构。专著《汉唐妇女研究三题》将于2026年出版。我发现很多节日习俗的发展和传承与妇女劳动密不可分：端午节起源即与妇女的蚕桑工作有关；七夕节由全民节日演变为“女儿节”与穿针活动密切相关。在历史的长河中，妇女从不缺席。
妇女史教材的编著与人才的培养
从2005年开始，我依托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和历史文化学院的平台，尝试进行妇女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2006年，我为本科生开设了《妇女生活史》课程，后来又改成《社会变迁与妇女生活史》；同时以女性研究中心为依托，与屈雅君、杨洁等诸位老师一起举办各种与妇女学有关的讲座，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2008年，我又依托历史文化学院开设了社会变迁与性别制度史课程，开始招收妇女史研究生。到目前为止，前后共培养了40多名硕（博）士毕业生。我一边学一边教，编撰并出版了一部研究生教材《中国古代妇女史》。所有内容均是我在大量阅读女性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关于妇女、性别和历史的思考，也吸收了不少前辈学者和妇女史研究同行的成果。教材出版之后，获得李小江、高世瑜和杜芳琴等前辈的好评，畅引婷老师还亲自写了一篇书评予以推荐。还有学生写信希望重印。
从1996年到2025年，我的妇女史研究先后经历了探讨妇女地位、分析解构传统性别文化和关注群体个体差异、主体能动性的过程。这不仅是研究妇女史的探索过程，也是个人女性意识的觉醒、发展和升华的过程。我不仅从坚持“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实践者，变成了主张“男女生理差异是自然的存在，但生理差异并不决定社会差异”的男女平等倡议者；也从历史文献学的年轻学者，变成了女性学的资深学者。今年上半年中央电视台《考古公开课》摄制《上官婉儿》节目，邀请我做嘉宾，年轻的女导演说：上官婉儿是女性，一定要有女嘉宾来讲她。年轻的媒体制作人具有鲜明的性别视角，无疑体现了世妇会以来国家大力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影响。
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拥有鲜明的性别意识和男女平等理念，这既是30年来妇女/性别学学者的研究与推动的结果，更是我们国家积极提高妇女地位、努力促进妇女社会发展工作的显著成就。我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推动下，在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各种社会组织的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参与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所设计的美好理想一定会在社会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