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从2015年到2025年的最大变化是我从“遵从心声”转向“进入历史”，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批判转而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百年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及其独特的理论价值。我希望通过探索中国妇女运动的百年实践，对其进行学术化与理论化，能够回应社会现实，为思考未来提供更多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

　　■ 口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宋少鹏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蔡双喜

　　“大历史”视域中的北京世妇会：百年中国妇运史的重要事件

　　1995年秋，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下称北京世妇会）在北京怀柔召开，彼时我在东北读研。多年后，我后知后觉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看似是个人选择，实则浸润在北京世妇会后的时代氛围中。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前辈学人的无私帮助，她们几乎都参加了北京世妇会。后来，我出国做访问学者，遇到的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国外学者也都与北京世妇会有过交集。可见，北京世妇会的盛况及其对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研究的深远影响。

　　10年前，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为纪念“北京+20”邀请20人访谈，我很荣幸忝列其中。《新女学》周刊看到了妇女研究的代际传承，有意识地选择了几位没有参加过北京世妇会的青年学人。在《“九五后”一代，遵从“心声”继续追问》中，我坦承从事妇女研究的心路历程。我深刻认识到2000年以来的学术环境受惠于北京世妇会，所以自我命名“95后”，呈现与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紧密联结。

　　10年前的研究经历，使我对妇女研究的实践品格有了更深体悟，妇女研究“介入性”的研究特质也促使我投入直面现实问题的知识生产与实践项目。中央党校的李慧英与丁东红老师牵头的“性别平等政策倡导”项目，不仅让我近距离地认识了老一代妇女研究学者，更帮助我走向田野，真正认识中国农村、农民与乡土中国的伦理。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如何认识中国本土的实践？如何在知识生产中呈现这些实践与经验？梁军与董琳老师多年深耕河南登封周山村，在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和村民生活的基础上，援引外部资源，推动乡土社会内生转变。杜芳琴老师在本土经验和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纳外来理论，创造性提出了“华夏父权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周山村的乡村实践产生积极影响。也让我认识到理解社会问题不能只依凭某种外部理论，而要深入社会的内部。若只是以抽象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标准诊断与评判现实，一些看似“正确”的批评、貌似对“症”下“药”的处方不能做到标本兼治，甚至因没有顾及社会根基、精神伦理，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

　　这段实践经历让我意识到，要在更长远的历史中理解当下的妇女工作与行动实践。对社会建设的热情、对妇女事业的认同、对妇女跨越城乡/阶层的情感联结，是杜芳琴、梁军、丁东红、金一虹、李慧英等前辈学人投身妇女研究与妇女发展事业的内在动力。这些认同与情感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事业的产物，北京世妇会是这种认同与情感的延续。梁军、董琳两位老师在乡村社会动员群众的工作方式，让我“身”临其“境”地感知到，北京世妇会后的乡村妇女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农村妇女工作之间的延续性。后来，陕西妇女婚姻家庭理论研究会的创始人高小贤老师及其团队在乡村的妇女发展项目，更是加深了我的这一认识。梁军、董琳、高小贤、李慧英、丁东红老师，她们基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受益者、传播者和推动者。乡村妇女发展项目根植于中国百年妇女解放事业的历史底蕴，依托于中国妇女工作的工作机制。

　　从中国妇女运动史来看，北京世妇会不能被视为起点，而应被视为成果，是中国百年妇女解放事业中具有时代重要性的历史事件。因为世界妇女大会的全球性意义，纪念北京世妇会+30时，可能更关注全球格局与横向对比，倾向以北京世妇会为起点讨论全球妇女发展与中国妇女工作。这些北京世妇会的参与者、北京世妇会后活跃的行动者与研究者的经历提醒我们，从内在于中国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妇女运动的百年历史中定位与纪念北京世妇会。在大历史中回看当年自己的专业选择，“妇女研究”在高校中的正当性不仅来自北京世妇会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妇女研究的学术认同，更根源于整个社会对中国妇女解放百年历史的认知。

　　从“遵从心声”到“进入历史”：中国本土实践的研究仍需努力

　　“心声者，离伪诈者也。”2015年，我写下“遵从心声”，告诫自己从内心困惑而非理论出发识别问题，要脚踏实地，看到真实的中国，尊重自己的认识，而非用理论裁剪经验，用理论评判实践。现在回看，我10年前的认识还带有唯心色彩，但从实践出发的方法论确实帮我打开了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大门。从2015年到2025年的最大变化是我从“遵从心声”转向“进入历史”，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批判转而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百年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及其独特的理论价值。我希望通过探索中国妇女运动的百年实践，对其进行学术化与理论化，能够回应社会现实，为思考未来提供更多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

　　10年间，我考察晚清女权思想的发生和20世纪20年代妇女运动的两条脉络，再辨苏区妇女运动中的阶级与性别关系，考察了妇女/性别与发展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生成和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学科的建构史。在不断走进历史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关系、中国妇女运动与西方女权运动的区别、中国妇女运动的多重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我从最初中西对比中寻找中国的独特性，逐渐走向对中国本土实践的认识与建构。2015年，我的“遵从心声”研究问题基本是敏感于（西方）理论无法回应中国实践部分后本能产生的学术反应，仍然受其基本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的指引。进入中国近代历史，唤起的是我研究百年中国妇女运动，特别是中共妇运历史，以及理论化中国经验的内在驱动力。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百年历史，不意味着简单拒绝西方的自我隔离。只要尊重历史和现实，就会认识到中国妇女运动是国际妇女运动的一部分。以大历史观理解中国百年妇女运动经验及其多样性，通过知识生产理论化这些宝贵经验，是为了中外之间与不同世代间更好地对话交流。当下，性别议题成为容易引发争议的社会议题，“妇女”这一集体身份、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记忆及其潜在理论资源的代际传递越发具有现实紧迫性与未来重要性。

　　北京世妇会已经30年了，我们一直在以北京+5、+10、+20、+30的方式提醒世人，北京世妇会的妇女发展目标还没有完成。作为历史事件，北京世妇会已经成为历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者需要以反思精神与辩证思维严肃思考它对中国社会乃至全球妇女事业的深远影响。

　　“顾后”是为了更好地“瞻前”，在百年中国妇女运动史中思考北京世妇会，从中国妇女本土实践中汲取思想力量与理论资源，能够助力中国妇女乃至世界妇女的解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