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我与性别研究结缘始于研究生阶段。2005年，我博士毕业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工作，开始在媒介和性别研究领域的探索。“妇女与媒体”是北京世妇会提出的妇女发展的12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近年来，我的研究聚焦于女性数字赋能等具体议题，希望从微观层面为相关思考提供实证支持。我认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一代学者的学术自觉，更是我们回应时代召唤的必然选择。

　　■ 口述人：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琴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毕然

　　与性别研究结缘

　　1995年9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下称北京世妇会）在北京召开。彼时，我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开始大学生活。虽然在新闻中看到了北京世妇会的消息，但无缘共襄盛举。

　　我与性别研究结缘始于研究生阶段。硕士和博士我都师从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念群教授，研究近代社会史。我的硕士论文选题聚焦民国时期北平女招待群体。博士论文也延续了对于女性职业的关注，以《女性职业与近代城市社会》为题，梳理不同女性职业在当时的兴起与发展脉络，探究女性职业发展与城市治理、现代社会转型的关系。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很多女性研究著作，当时国内重要的女性研究学者，李银河、李小江、杜芳琴等前辈，都是启蒙我性别研究的引路人。

　　2005年，北京+10的那一年，我博士毕业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工作，开启了在性别与传播领域的探索。“妇女与媒体”是北京世妇会提出的妇女发展的12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200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传媒大学设立了媒介与女性教席，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主任刘利群教授担任教席主持人。这是教科文组织设在中国信息传播领域和性别研究领域的首个也是唯一的教席，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国际视野与国际资源。

　　在教席建设推动下，中国传媒大学从2006年开始在传播学专业设立“媒介与女性”方向，培养硕士研究生。2020年，这个方向调整更名为“性别传播”。我全程参与了历届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回想当年，“媒介与女性”是全新的研究领域，既缺乏系统的研究框架，又面临着中国实践的迫切需求。刘利群教授带着我们一批青年教师，编写研究生教材、设计培养方案和专业课程。通过多年的研究生教学，培养了一批具有性别意识的传媒人才。教席团队撰写出版了《媒介与女性蓝皮书》《媒介与女性研究教程》《媒体性别敏感指标》等书籍，不断深化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关注女性实践，在研究中回应时代需求

　　进入新时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社交媒体重塑信息生态。性别与传播研究面临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女性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强调“要在解决数字性别鸿沟等新挑战上有所作为”“通过数字赋能推动科技创新和妇女事业发展”。在此背景下，性别传播的研究视野从传统媒体延伸至新媒体平台，研究边界扩展至人工智能、数字劳动、虚拟身份等前沿领域。近年来，我的研究聚焦于女性自媒体、女性数字赋能、网络性别暴力、女性算法抵抗、女性与AI陪伴等具体议题，希望从微观层面为相关思考提供实证支持。

　　青年女性的成长离不开领导力和榜样力量的引领。作为传媒为特色的院校，中国传媒大学女生占比达70%，她们未来将成为文化传媒的行业主力军。延续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关注，“女性领导力研究”也是我的研究兴趣点。这一方向的探索也基于中国传媒大学连续多年主办的“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刘继南校长发起，迄今已经举办了11届，先后汇聚了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几百位大学女校长参与，我参与论坛的组织筹备工作也有十余年历程。在参与女校长丛书的撰写过程中，我有幸接触、访问了多位大学女校长。得益于女校长论坛的项目支持，我在女性领导力研究领域持续深耕，发表了系列论文，出版了两部专著《芬兰大学女校长研究》《自媒体女性精英发展研究》。

　　聚焦媒体前沿，在教学中深化性别研究

　　社交媒体的崛起与短视频的普及，不仅重塑了女性自我表达与社会参与的方式，也为性别议题的多元表达开辟了广阔空间。但与此同时，信息碎片化、流量逻辑以及网络舆论的极化倾向，也催生了更为尖锐复杂的性别矛盾。当下年轻人关注性别议题，却往往缺乏系统的知识学习，需要学校教育积极引导，做好学生的引路人，这为新时代的性别教育提出了更多挑战。

　　我的教学工作一直聚焦性别与传播领域，先后开设了《媒介与女性历史研究》《性别传播专题研究》等研究生专业课，还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通识课《女性媒介专题》。十余年来，这些课程持续开设，内容与时俱进。从最初的媒介中女性形象分析，逐步拓展到性别议题的媒体生产和传播，再延伸到数字时代的性别表达等多个维度。将性别视角深度融入教学内容。通过与历届学生深入交流，我得以持续观察并思考性别议题在年轻一代中的认知图景。同时也用性别与传播研究的理论知识，启蒙和引导了一批青年学生。

　　性别研究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工具，更是改变世界的方式。作为中国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我有幸参与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0—2030年）》专家建议稿的编写工作，“北京+25”“北京+30”两次国家级综合审查报告的撰写工作，每10年一次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等工作。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性别研究要始终扎根现实土壤，回应时代命题，将学术视野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才能推动性别平等理念发挥更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三十年回望，再出发

　　性别研究是向内的自我审视，也是向外的社会洞察。它不仅推动学术探索的深化，更承载着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回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一代学者的学术自觉，更是我们回应时代召唤的必然选择。

　　扎根中国语境，聚焦本土议题。在智能化、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女性在数字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提升，但深层的权利不平等依然存在；女性在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仍亟须被更多关注与探讨。在数字技术重塑传播格局的当下，越来越多女性成为传播主体。她们不仅是数字赋能的受益者，更是积极的贡献者与创新者。

　　回望30年，我的性别研究历程既是学术志向也是时代召唤。北京世妇会不仅是一次会议，也是一次思潮，一种精神。点亮一寸火，散作万里星。那束光，穿越30年，照亮了无数女性前行的路。期待未来能与更多同行者携手，共同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