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强勇
《抗战日记》的作者谢冰莹，1906年出生于湖南湘中的乡绅之家。1926年11月，20岁的谢冰莹以第一名的成绩入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自北伐以来的18年间，每遇国难，她总是投袂而起，无役不从，参与了汀泗桥、新堤、广济、淞沪会战、台儿庄等战役。从军之余，她拿起手中的笔，创作了《从军日记》《女兵自传》《抗战日记》等作品。
我第一次读到《抗战日记》时，是30年前大学毕业的暑假。一个人去了离家不远的谢冰莹故居，在故居陈列馆里，借读了《抗战日记》。我因此而得知，这位女性乡党未及弱冠之年便只身投考黄埔军校参加北伐。10年后，在国难之时，她又奔赴抗战前线，以笔当枪以膝当桌，冒着生命危险，将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第一时间从前线传送至后方，鼓舞与激励起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心。
我深为家乡有这样的女兵作家而叹服，那也是我第一次阅读女性视角下的抗战文学。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战时女性的身影与力量，组织妇女救护队、缝制寒衣支援前线、在战火中保护孩子、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依然奔赴前线。日记中流淌着女性的细腻情感，如对军民的关怀、对阵亡者的哀思、对和平的向往。这份女性特有的坚韧与温情，如同黑暗里的微光，格外动人。
今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再一次捡拾起《抗战日记》，读来仍有非同寻常的感受。日记真实记录了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等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壮阔图景，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当时沪杭地区抗日斗争的艰苦卓绝。
《抗战日记》中的很多篇幅是作者用女性视角重构战争叙事，谢冰莹的笔既是枪杆的延伸，更是女性觉醒与独立的宣言。这种“以日记抵抗遗忘”的文化自觉，本质是用个体记忆焊接民族精神的断层。更是“女性自立”与“民族自强”的精神光谱，闪烁着人类对勇气、信仰与尊严的永恒追寻。
《抗战日记》中的首篇文章《重上征途》，这里的征途就是战场。谢冰莹去的时间是1937年9月14日。在民族危亡之际，谢冰莹不惧牺牲而冲锋在前。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带领16名女子组建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谢冰莹担任团长。
重读此篇，能让读者感受到她再一次上前线的勇气与激愤，17位戎装女子高举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行进在长沙大街的英姿似乎浮现在我们眼前。
《重上征途》里特别关注烽火中的亲情与大义。她写道：亲自送女儿赴前线的伟大的父亲说出的肺腑之言：“我年纪老了，不能到战地去服务，只好把孩子送去。如果她万一受了伤或者死了，我不但不悲痛，而且会感到光荣的！”爱国老人傅晓云赠送给女战士的“牺牲一切为国奋斗”的慰勉之言，也会让读者刻骨铭心久久不绝于耳。也正表达了抗战初期亿万中华儿女要求抗日救亡的心声。
1938年3月，谢冰莹踏上台儿庄战场的前线，及时报道了中国军民在这个“伟大的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
在通向台儿庄的路上，沿途可见一派抗日景象：“兵车真多……雄壮的救亡歌曲，由每个英勇的战士嘴里唱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文章叙述了攻占日寇司令部的攻坚战和固守焦土的保卫战，讲述了抗日军民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赞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精神和斗争精神。作者在《踏进了伟大的战场--台儿庄》告诉人们；台儿庄“虽然成了一片焦土”，但它“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曹县给我的印象》则描述了山东各界抗敌宣传大会的动人情景，突出地写到八路军宣传队代表的演讲所引起的热烈反响。在《又在战场上见面了》中，作者与十九路军的陈副师长见面时，“我们又在战场上见面了”，寥寥几字，是不惧牺牲、不怕上战场的自然流露，是上战场的誓言。谈到抗战前途“全民抗战是要动员全国的民众，不论男女老幼，都要对抗战有深刻的认识，有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决心，才能争取胜利。”谢冰莹的作品就是这样真实地把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潮、杀敌行动及时地传递给世人。
在《战士的血染红了我们的手》里，她如此描写：“血！血！战士们鲜红的血，从战壕流到原野，从原野流到马路，如今，又从马路流到野战医院来了！我们就这样不分昼夜地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血泊里生活着、工作着。”战争是残酷的，谢冰莹和战地服务团员们为受伤的战士洗伤口、敷药、倒开水、喂饭、用温柔的语言安慰他们，用激昂慷慨的话鼓励他们，为他们写家书……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战斗着，与士兵共甘苦，同生死。
谢冰莹的习惯是天天坚持写日记，哪怕是在战场前线，不管有多忙多累，从不间断。《抗战日记》是她在晚上或休息的空隙匆忙写就的，是真实自然的记录，文风朴素自然。她以独有的视角，观照个性化的女性形象，体验战场上独特、动人的情感，由此，她笔下的文章更贴近、更忠实地还原着战争的本质，表达着最真切的情感。
她的字里行间，贯穿着共性的爱国情怀与战地中的独特自我体验，用文字告诉世人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展示了中国军民御侮抗敌的必胜信念和民族气节，亦铭刻着那些战地烽火里的女性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