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女性主义艺术，人们往往会立即联想到“激进”与“挑衅”的创作方式和创作手段。在现当代女性艺术中，的确出现过许多观念大于形式的“生猛”之作，但也始终存在着以传统材料和方法所进行的温柔的叛逆，比如19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西尔维亚·斯雷（Sylvia Sleigh，1916-2010）所创作的写实绘画。这位在他人眼中举止端庄、语调柔和的女子，尽管始终保持着鲜明而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但在作品中所强调的却不是两性的对立而是两性的平等。她想用绘画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人文主义的态度来描绘两性”，赋予画中人物个性与尊严。

    斯雷生于威尔士，长于英格兰，曾在布莱顿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之后又遵从父亲的意愿学过护理，还经营过自己的服装店。在与第一任丈夫、英国画家迈克尔·格林伍德结婚后，于1941年移居伦敦并重新开始了绘画创作。在伦敦大学夜校学习艺术史时，她遇到了劳伦斯·阿洛威，那时已婚的斯雷27岁，而阿洛威只有17岁。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的关系不断发展，最终阿洛威于1954年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阿洛威是英国著名的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也是独立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正是他最先将“波普艺术”（Pop Art）一词用作大众艺术的简称。他们夫妻二人于1961年移居美国，阿洛威于1962年成为古根海姆博物馆的策展人。在两人相处超过40年的时间里，阿洛威出现在斯雷的60多幅作品中。这些画作凝聚着他们生活中的许多记忆，例如作于1951年的《在咖啡馆里》，就是对当年他们每一次不得不分别时，在车站附近咖啡馆等车的那段特殊时光的纪念。

    斯雷和阿洛威到达美国后，很快融入了当地的艺术圈。当时的纽约，绘画后抽象、波普艺术以及其他各类艺术并驾齐驱，艺术界一派繁荣景象。斯雷无疑也受到新环境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1961年之后，她以往作品中的朦胧氛围和朴实色调，开始被明亮、清晰的光线和饱和、华丽的色彩所取代。她经常将描绘对象安置于丹麦现代家具的经典之作红色“蛋椅”中，例如在1963年创作的《贝蒂·帕森斯》中，椅子的浓烈色彩和有机几何形状与这位艺术品经销商素净的着装相互映衬，突出了其干练的形象。斯雷此时作品的另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她对绘画细节（特别是织物图案、花卉和头发）的强调。例如在1967年创作的《切尔西花园》和《长发的马里拉·马里尼》中，几乎整幅画布都被错综复杂的树叶或重复的图案所覆盖。

    斯雷最著名的作品始于1970年左右，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她仿照提香、乔尔乔内和安格尔等名家名作中的女性人体姿态（例如“斜倚的维纳斯”），创作了一系列男性人体画作，通过颠覆传统的性别角色，向父权制下男性艺术家将女性题材画成欲望对象的艺术史传统发出挑战。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1973年创作的《土耳其浴室》，她直接用了安格尔作品的题目，只不过这是一幅性别颠倒的版本。安格尔的同名作品描绘了一屋子体态丰腴的裸女，而斯雷则只画了六个毛发浓重的裸体男子，画中描绘的都是她熟识并关心的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包括她的丈夫阿洛威、卡特·拉特克利夫、约翰·佩罗和斯科特·伯顿，以及她多次描绘的模特保罗·罗萨诺（一位温柔、黝黑的美男子）位于画面左右两侧的两个形象，其中之一是从安格尔同名画作中借用的一个姿势——罗萨诺背对观众坐在画面左侧，正在弹奏吉他，而阿洛威则以传统绘画中的女性姿态斜倚在画面的右下方。画中人物直视着斯雷因而也是直视着观者的目光，与安格尔作品中自我陶醉的女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雌雄同体的风格特征也颠覆了彰显男子气概的传统模式。

    斯雷的作品当然不仅仅限于女性视角下的男性人体图像，在其整个艺术生涯中，始终坚持对肖像画传统惯例的不懈探索，无论描绘的是男性还是女性，是群体还是个体，是着衣还是裸体，她的描绘对象总是被表现为有智慧、有尊严的人，而不是某一种特定的“类型”。例如在《苏荷区20号群像》和“ A.I.R. 群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对属于这两个女性合作画廊的每一位小组成员个性的强调，为1970年代女性主义艺术运动留下了珍贵的图像史料。

    斯雷早在1953年就在伦敦肯辛顿美术馆举办了首次个展，至2010年逝世，她在世界各地的高校、专业美术馆和博物馆举办过超过45个个展。斯雷在谈到创作时曾经说过，任何能够表达艺术家思想的东西，都将导致变革，或者是为变革提供机会。通过表达个人观点来推动社会变革，为斯雷的写实绘画增添了超越写实的意义。

    主持人：李黎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