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孙犁的文字生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先有记者孙犁，后有作家孙犁；没有记者孙犁，何来作家孙犁？

    ■ 侯军

    孙犁先生曾自述：“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见《第一次当记者》），但因时代风云之变幻、人生路向之转变及个人性格之局限，孙犁的文字生涯后来出现了些许“微调”，他自己晚年曾做过一个简单明了的总结，平生主要从事了三种职业：一是编辑，二是教师，三是作家——并没提到记者。

    然而，作为长期沉浸在新闻媒体（报社、通讯社）并终老于兹的新闻工作者，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却不止一次地以“记者”自谓——这个现象显然会令新闻圈外的朋友们感到几分困惑，但在报界内部却是无须解释的——在任何一家报社编辑部，其工作人员都是“在内为编辑，外出为记者”，就连总编辑外出采访写了稿子，也是署名“本报记者”。孙犁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即便在他当编辑的时候，其岗位职责中也包含着外出写稿的任务。这一点，孙犁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曾明确讲过，即便是“出来打游击，……我们都负有给报社写战斗通讯的任务。”（见《吃粥有感》）可见，长期担任编辑的孙犁，确实是身兼编采双重任务于一身的。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为撰写有关“记者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论文，曾当面向孙犁先生请教。孙犁肯定了我的研究思路，并特别嘱咐我：“不要顺着别人的思路走，要有自己的观点。主要是认真读原文，从文本中发现问题，提出你的论点。”依照孙老的叮嘱，我在重读孙犁的过程中，着意搜集和梳理了《孙犁文集》中有关“记者孙犁”的资料和论述。我发现，在孙犁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浩瀚文字中，“记者”这一称谓，在某些时间段出现的频率很高，甚至随处可见。细分之，则早年多为采访时的正面自称，晚年则多见于散文、杂著等忆旧文章。

    纵观孙犁漫长的文字生涯，其作为记者直接从事采访报道的时间，从1939年冬季第一次作为晋察冀通讯社三人记者团的成员赴雁北采访算起，直至1956年因病终止在天津日报的“津郊采访”（后结集为《津门小集》）为止，贯穿了孙犁先生从抗战、土改到解放战争、进城办报等各个阶段的人生历程，将近17年。而这段时间刚好也是他的文学创作羽翼渐丰、逐渐形成鲜明个人风格的“高光”时期。

    或许，因“作家孙犁”的名声越来越响亮，逐渐将“记者孙犁”遮盖起来，以致逐渐被忽略被淡忘了。殊不知，回溯孙犁的文字生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先有记者孙犁，后有作家孙犁；没有记者孙犁，何来作家孙犁？当然这样讲只是极而言之，事实上，这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更非互相对峙，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互为补益的。而这恰恰是孙犁艺术“一体两面”的独特之处，忽略任何一面都不是完整和准确的。

    在重读孙犁的过程中，曾有一个现象令我产生疑惑：为何一些明显属于记者文笔的作品，却并没有采用“记者”的称谓，而在后来却被孙老本人或者旁人“认定”为记者之文？

    譬如，孙犁第一次去雁北采写的《一天的工作》和典型的事件新闻特写《王凤岗坑杀抗属》，均通篇未见记者字样。而孙犁先生在与我谈及自己的早期记者作品时，数次举例都提到这篇短文，认为是自己早年记者文笔的代表作，是“青春的遗响”。此外，还有《一别十年同口镇》和《新安游记》诸篇，文中也是通篇未见“记者”称谓，故而一向被视为散文。

    然而，正是这些“散文”，20世纪40年代末却统统被视为新闻通讯，并以此为标准拿着“放大镜”寻找文中的错漏（如东西街写成南北街之类），致使孙犁被指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美化富农，是“客里空”，在报纸上以整版篇幅进行批判。

    尽管后来厘清了事实，并认定所谓“批判”实是当时“左倾”思潮在作祟。但这件事也从另一个侧面，“认定”了孙犁当时所写的这些见闻札记，同样具有新闻作品的性质，即便文中没有出现“记者”的称谓，读者和同行同样是将其视为新闻作品来看待的。

    就在写作《一别十年同口镇》的同时，孙犁还写过一组 “农村速写”，其中一篇为《访问抗属》。在一开篇，孙犁就写明“记者随孟部长到安平耿官屯访问抗属李大娘。”（《孙犁文集》第3卷，第78页）。在此前所写的《小陈村访刘法文》中，也是在开篇就写道：“二月二十八日，听梁斌、周刚同志说到妇女模范刘法文的事迹，记者即前往访问。”这两个例子说明，孙犁当时正是以记者的身份深入村镇去采访的。

    在孙犁晚年所撰写的《善闇室纪年》中，对这一时期的采访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自述：“一九四七年，三十四岁。春，随吴立人、孟庆山，在安平一带检查工作，我是记者。他二人骑马，我骑一辆破车，像是他们的通讯员。写短文若干篇，发表于《冀中导报》副刊‘平原’，即《帅府巡礼》等。”（见《孙犁文集》续编三，第16页。）

    这一时期的短文后来都被收录在《农村速写》一书中。在该书的《后记》中，孙犁先生也写下这样一段话：“这差不多都是记事，人物素描。那时我是当作完成一个记者的任务写作的，写的都很仓促，不能全面，名之为速写，说明它们虽然都是意图把握农村在伟大变革历程中的一个面影，一片光辉，一种感人的热和力，但又都是零碎的，片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孙犁先生明确讲到了这些短文与此后的文学创作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有一些地名和人名，后来也曾出现在我写的小说里（其实严格讲来，也只是较长的速写），但内容并不重复。是因为我常常想念这些人和这些地方，后来编给它们一个故事，又成一篇作品，当然还是粗略的作品。我想，如果我永远不忘记他们，我想念的再多一些，再全面一些，今后，我也许还能够写些比较全面的，比较符合他们伟大的面貌的作品吧。”

    这篇《后记》写于1950年3月。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延展一下想象的空间：孙犁先生此后所写的以《村歌》《铁木前传》为代表的农村题材系列作品，或许就是从当年的这些“人物素描”中萌生并孕育而成的吧？

    由此，我们对“记者孙犁”与“作家孙犁”这两种角色的互融互换、相得益彰，不是可以得到更直观、更确实的例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