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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东西》作为一部都市浪漫喜剧题材的女性电影，不仅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也引发了对女性电影和女性主义的深入讨论。《好东西》提供了关于女性话语建构和女性欲望的全新表达，给中国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除了讨论《好东西》电影本身，更重要的是需要透过舆论声浪发现女性电影在当代的变化。通过影视作品告诉观众关注女性的处境不应只是某个性别的责任，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价值实现，是所有文化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追求。

　　■ 陈亦水

　　11月22日，以上海都市女性为主人公、讲述三名不同年龄和阶层的女性成长经验的影片《好东西》，自全国公映以来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截至11月30日，《好东西》累计票房已超过3亿元人民币而成为当前排名第一，获得商业与口碑双丰收的同时，也引发不少讨论。

　　影片《好东西》作为一桩“出圈”的文化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什么是女性电影、怎样摆脱父权文化在银幕上建构女性主体性，什么是女性主义与电影创作结合的正确方式等问题的多方讨论。这恰恰是电影艺术介入现实激发社会情动力量的体现。这些多极分化的讨论，一方面说明由于女性叙事电影长期缺席主流创作界，主流观念对女性电影的接受力和认知力的缺失。另一方面说明女性创作者的电影在如何书写女性经验、构建女性话语问题上存在矛盾。除了讨论《好东西》电影本身，更重要的是看到电影背后关于都市浪漫喜剧题材的电影创作，重申女性电影、女性创作者电影的研究立场，才能真正透过舆论声浪发现女性电影在当代的变化。

　　回顾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实践就会发现，《好东西》并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电影。这并非是因为导演拒绝“重复女性悲惨叙事”，而是因为它作为一部叙事电影，充满了令人愉悦的快感。

　　《好东西》不仅是一部女性电影，还是依靠电影视听语言实现较高完成度的叙事电影。影片中小叶给王茉莉播放拟声叙事段落与王铁梅的女性日常劳作场景的蒙太奇剪辑段落，还有依靠三首歌曲标记三名女性进阶成长的抒情叙事段落等，激活了电影图像自身的吸引力，这是影片最具电影艺术审美力的地方。

　　大约10年前，中国电影创作界出现了许多以都市白领女性为主人公、拥有较高电影票房、展现国际化大都市的时尚消费主义奇观的小妞电影。例如《杜拉拉升职记》《撒娇女人最好命》《小时代》系列电影等，都曾是我国“小妞电影”的主力军。

　　“小妞电影”只是利用女性形象却不是为了女性而创作，而《好东西》则有着明确的摆脱传统父权文化结构、构建女性话语的创作意识。影片中王铁梅与男性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权力关系，王铁梅占据绝对的主导权。她和小叶、王茉莉这三名女性的关系建构方式也不再围绕与男性的性缘与血缘关系展开。影片充满了女性主体性的自我反思和成长。

　　《好东西》也提供了关于女性话语建构和女性欲望的全新表达，给中国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女性在银幕上大胆表达创伤经验、对于亲密关系里被动征服处境的主动拒绝、对“恋爱脑”女性攻击的自我厌女情结之反思以及对父权社会虚伪善意的警惕等，这些都是在主流叙事电影中缺席的内容。影片并非“小妞电影”的延续或创新，而是对于都市浪漫喜剧题材影片的根本性变革，它试图构建一种女性电影的创作语法。相比之下，为了迎合全球范围内逐渐觉醒的女性观众所制作的《芭比》则更像是“女性主义表演艺术家”。

　　《好东西》的优点虽然显而易见，但同时也包含内在矛盾。这部电影作为一部都市浪漫喜剧。它对权力上位者所建立的游戏规则持有明确的反抗态度，最终却实现了自我合理化，达到了某种现实虚妄的状态。

　　同样，《好东西》一面坚持“认清现实，坚持幻想”的英雄主义，一面又将父权理想化、现实幻想化。将所有的矛盾在调侃讽刺中自我消解，实际也彻底解构了包括性别在内的各种严肃命题。当然，在影片中展现现实主义并非《好东西》的根本目的，更何况作为一部女作者电影，《好东西》在女性叙事的维度上完成度相当好。女性观众能获得愉悦感的“小确幸”式的情绪价值，真切讲述女性经验，这也已是当前叙事电影的一大创举。

　　女性主义为电影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鼓励女性电影创作者用她们独到的视角和声音，在电影中展现女性的经历和构建女性的话语。这样的努力正在推动电影艺术向着更加包容和平等的方向发展。关注女性的处境不应只是某个性别的责任，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价值实现，是所有文化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追求。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