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樱

　　人的记忆总是容易附着在一些相关的食物上。北方的冬天，风灌脖颈，竖起衣领，这个时候，肠胃就会启动搜索程序，觅得能够让身子暖起来的食物，比如烤地瓜。想想，人的一生就是这样，风雨奔波，到头来不过是为了那一口熨帖灵魂的销魂味道，或曰“乡愁”。

　　大街上的烤地瓜炉子，最上面蹲着一个破旧瓷盆，冒着缕缕白烟，隔着很远就能望见，脚步不自觉跟了过来，眼馋，心也馋得不行。“称一块，斤数沉！”“好嘞，黄瓤地瓜，甜着咧！”摊前站着大叔，膀大腰圆，戴着顶旧毡帽，敞开嗓门说道。他戴着白手套，提开炉门，动作敏捷地拈出一个，像是手里托着块蛋糕，称重、包纸，我接过去，虽然烫手，却还是忍不住剥开纸咬一口，嘶嘶哈哈，吃得就是那个热乎劲儿，顿觉心里暖烘烘的。手托烤地瓜，边走边吃，黄澄澄的，蜜一般甜，地瓜皮沾着焦油，弥漫着一股子香气，还没到家，我就一股脑地填进了肚里。

　　与食物有关的记忆，多埋藏在童年时光。烤地瓜、白皮炉子、冒白气，勾连起我的童年往事。三叔一家都是锁匠，在大院门口摆摊修锁、配钥匙，到了冬天也卖烤地瓜。自己用汽油桶套的大圆筒炉子，又稍作改良，旁边放着成筐的蜂窝煤，有人买他就掀开瓷盆上的棉被，或者用铁钩子钩开炉门，伸手快速取出一个。他兄弟五个，大哥患有精神病，双手揣着溜墙根晒太阳，也帮他看摊子。每每放学回来，我故意放慢脚步，眼睛盯着炉子上方的白烟，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嗓门响起，“倩倩，吃块地瓜，暖和暖和！”说罢，递过来一双戴着白手套的大手，我双手托着，走出很远才想起没有说声“谢谢”。金黄的瓤，褐色的皮，咬一口拉起了金丝，我小口小口吃着，但还是很快吃完了，甜甜的香气在空气里凝固，舔舔嘴角，蹦蹦跳跳地回家了。

　　长大后，吃过各种各样的地瓜，酒店里的自助餐小甜点，自家空气炸锅烤蜜薯，但是，都不如小时候白皮炉子烤地瓜“那一口”好吃。似乎缺少点儿什么东西，就像汪曾祺先生怀念在昆明过穷日子时，地瓜的“那股子土腥气”，我怀念的是凝结在食物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情感。一想起来，恍若地瓜会唱歌，迎着呼啸的北风，它用金色的嗓音带来暖意，慰藉着那些夜幕下为生计奔波的打工人。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语文老师请假，一班班主任王老师给我们代课，作文课上让写家乡的特产，大家异口同声说“济南的烤地瓜”。不得不说，王老师很会调动我们的感官，她从味觉、嗅觉、细节讲起，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将烤地瓜的烟火场景描绘得有声有色，使我们垂涎三尺。第一节下课后，有个男生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校门口买回一块烤地瓜，引得同学们围观。说起来颇有意思，上作文课我虽然经常打瞌睡，但每次作文都是老师传阅的范文。这次写烤地瓜，我第一次写得不满意，撕了重写，其他同学放学了，我还在埋头写，写完又用钢笔认真誉抄一遍，才满意地交上了作文本。

　　没有烤地瓜的冬天是不完整的。多年后，读香港作家钟晓阳《贩夫风景》里写糖炒栗子，颇感共鸣：“老远就听到炒栗子声，一铲铲尽是跳跳脱脱的冬阳，热辣辣的、香炽炽的。冬天在栗子香中竟也不冷了。”同样的，冬天在烤地瓜的香气中也不觉得冷。

　　我的那篇作文被王老师点名表扬，作文本上画满红圈圈，至今记忆犹新。到了下个学期，王老师生病休假了。升入中学后，我在放学路上几次遇见王老师，她停下自行车，和我说话，她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光，满溢慈爱，她和我说得最多的是“你的文笔好”。我得知，王老师得的是不好治的病，住院，化疗，放疗，一头黑亮的秀发眼看都掉光了。然而，她愣是挺了过来，后期治疗恢复得很好，她又重返三尺讲台，课堂上还是那样绘声绘色，可惜我已经不在学校了。

　　我歪打正着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如果说20多年前王老师那堂作文课有什么影响，莫过于“那一口”烤地瓜的感官启发。很多时候，人的记忆是不靠谱的，必须仰仗某种味道、气味、色彩，循着蛛丝马迹回溯探寻。普鲁斯特笔下的“小玛德莱娜”点心，明明是一只茶杯里泡软的点心，却在小说主人公那里引发海啸般的巨大震动：“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腭，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点心平凡无奇，但是，当它所承载的记忆复活，失去的时间也就回来了。烤地瓜就是我的“小玛德莱娜”——它使我渐行渐远的童年时光复现，同时又使我置身时间的旷野里，看清走过的路。有时，我的梦境里出现烤地瓜的香气，白皮炉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动，地瓜好似在唱歌，那是寒冬里一曲永不消歇的恋歌。

　　我经常想起一根“老地瓜秧子”：我的姥爷。过去家里是地主，后来他当过生产队长，得罪过不少人。他还是种菜的老把式，进城卖菜，养活一家八口人，供母亲读完高中。我是在村头一张用毛笔字写的告示上，找到他的名字的：韩玉德。那三个字，在我脑海里绵延起伏，产生无尽的联想。他一辈子节俭度日，那套洗得发白的中山服，写满土里刨食的故事。他的母亲，我的外曾祖母，裹小脚，挽发髻，满头银发泛着油亮的光。南屋外，我扒着窗台偷看她吃饭的模样。她最爱地瓜粥，一顿饭能喝好几碗。粗瓷陶碗，转着碗沿，吸溜吸溜，很快碗沿上勾画出一圈灿灿的金边，她把酸甜苦辣，把生老病痛，都统统吞咽下去。她的生命，定格在84岁。

　　一个冬日的早晨，她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十多年前的冬天，姥爷也走了。他做过最满意的一件事，是为收养的女儿（我的大姨）找了个好归宿。当年把她送进缝纫组，活儿最轻快，还给她买了块手表，出嫁时风风光光，那是他最舍得的一回，也是最体面的一回。“老地瓜秧子”终归于泥土，他的坟头上冒出一茎绿叶，迎风伫立，簌簌响动。

　　地瓜在唱歌，那是老农人最后的呢喃；地瓜在唱歌，那是大地上永恒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