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近照
《想飞的女孩》剧照
人物简介：
文晏，导演、编剧、制片人，导演作品《水印街》《嘉年华》《想飞的女孩》，曾担任《白日焰火》等多部作品制片。
■ 口述：文晏 导演、编剧、制片人
■ 记录：韩佳宁
冷峻与浓郁交织的色彩，魔幻的影像空间，荒诞而温情的女性成长故事……2月17日，由文晏执导并担任编剧的电影《想飞的女孩》在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这是文晏第二次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的独特风格随即引发观众热议。
文晏的镜头里，女孩们受伤、逃离、成长、彼此救赎，她们直面困境，在挣扎中寻找出路。质疑传统叙事中女性作为“受害者”的刻板印象，挖掘女性个体的自觉与抗争，是文晏创作的初心。3月8日，影片即将全国公映，其经历了怎样的创作过程？以下是文晏导演的自述——
实地采访，发掘“不成功”女性的精神价值
影片《想飞的女孩》的创作灵感形成于我在山城重庆的采访过程。起初，我只是想讲述20世纪80年代，一群下海做服装生意的“弄潮儿”的故事。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有很多女性带领着一家人去经营服装生意，她们是那个年代最早下海的一批人。她们开店、开工厂，去广州、香港进货，买最流行的时装样板，然后回来自己打样、制作、售卖。在剧变的时代中，她们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2018年，我开始在重庆朝天门实地采访。服装市场的创业者们冒险闯荡的故事结局，并不总是成功的，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看着鲜活的采访对象，我依然很敬佩她们亲身投入时代浪潮的勇气和坚韧。也许出于各种原因，她们没有获得世俗意义的成功，但她们的奋斗就没有意义了吗？带着这样的质疑，我考虑创作不“成功”的女性的故事。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看到了更多来自那个时代的旧照。女孩子们穿着时尚的样衣，作为自家服装的广告模特儿；小孩子从小跟着父母在市场里，有的趴在一堆布料上就睡着了，有的跳到小凳子上帮大人卖衣服……
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色彩斑斓与激动人心，同时也看到了时代的矛盾：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初期朝气蓬勃的冒险精神和发展活力，另一方面是现代市场化条件下家族式企业的脆弱性以及儿童生存情况的复杂性。孩子们随着父母在服装市场的成败起伏，被迫在动荡中成长，独生子女一代的孤独，让表兄弟姐妹成为彼此最亲密的依靠。
于是我把故事的主线聚焦在一对表姐妹身上，通过她们的故事来展现那段独特的岁月。这部影片中的女性处境狼狈，生活远不算幸福美满，背负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责任，但是她们努力为自己和家人谋求更好的出路。她们不是大时代的“成功者”，但她们的坚韧与反抗，同样值得被看见。
方笛和田恬，表姐妹的相互救赎
方笛的职业设定源于我对影视城武替演员的观察。她是一个漂亮女孩，没受过表演科班教育，但由于她能吃苦，所以能够接到打戏这种相对辛苦的工作。在横店、象山这些影视基地，有很多小演员得不到好角色，只能参演网剧、网络电影这类作品。在影视城里，方笛扮演黑衣女侠，吊着威亚“飞”来“飞”去，呼应了影片的名字。方笛虽然看上去“飞”了，但离不开威亚。威亚在她身上，是一种助力，但同时也是一种束缚。如同她来影视城追梦，其实也在用片酬为家庭还债。她背负着照顾表妹的职责，就像母亲承担着照顾舅舅的职责。
相比之下田恬的梦想更加平凡，她只是想自食其力，做好一个单身母亲，摆脱父亲的债务。田恬是“幺儿”（川渝话指家里最小的孩子），享受着全家人的呵护和管教，同时她是“失败者”父亲的女儿，从小在父亲的坏名声下长大，她曾经当过不良少女，走父亲的老路，试图通过自身的堕落，完成对家人的反抗。
我想刻画的姐妹关系，是一种女性之间互相支撑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很平面化的谁强谁弱的关系。姐妹之间的力量是互相给予的，所以姐妹二人也并非简单的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所有人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小时候，是姐姐照顾妹妹，但后来姐姐逃离了家庭，等她再回来，妹妹的立场已经和她不同了。两人看待同一个事情的角度也会不同，选择也会不同，妹妹也不必事事依靠姐姐了。姐姐在家里一直是一个强者，但当她看到妹妹非常勇敢地去承担、反抗家庭的苦难的时候，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妹妹对姐姐实现了另外一种救赎。所以，方笛化身为一只黑色乌鸦起飞时，心里是带着妹妹一起飞的，飞翔的力量源自姐妹互相给予对方的支持。
因为两姐妹是这样一种彼此唤醒、互相拯救，最后和解的关系，所以人物造型用了能够体现两人的性格差异且互补的色彩。田恬以红色为主，她一出场就在昏暗的猩红色光线下，她的红色外套象征热烈的生命力；而方笛在清冷的片场中现身，她总是穿着蓝黑色系的衣服，代表压抑的坚韧。而最后方笛穿着田恬的红色外套，是两姐妹的精神最终融合。
在对人物设计有了比较成熟的考虑后，我就开始寻找适合的演员，然而这两个角色都很有挑战性，我思考了很久，觉得文淇和刘浩存很合适。我们联系到两位演员，她们读过剧本之后也很喜欢，我们很顺利地就达成合作。她们的表演，让角色有了真实的血肉，拍摄时，我们在监视器前多次被她们的表演打动落泪。
虚实交织，打破真实与幻想的边界
《想飞的女孩》的筹备阶段很顺利，2023年完成剧本，2024年春节后就开机了。影片的故事分为现在和过去两个时空，分别发生在重庆和浙江宁波象山影视城。这两个地方，有趣的点在于它们都是梦想之城。来到重庆，你就会觉得简直太梦幻了，什么人能够建造出这样一座城市来？想必是藏了无数人的梦，才有了这样一座梦幻的城市吧。而影视城本身就是一个梦想之城，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为了拍电影这个梦而建造的。
虽然视觉上不一样，但是把两段时间和两个空间并置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有趣的互文效果，或者一个很有趣的对仗结构：一个是现实生活的梦想之城，一个是虚拟的梦想之城。既相同又不同，一边是真实的悲喜剧，一边是我们演绎出来的悲喜剧，两边都包含了母女两代人的青春追梦故事。
把二者并置，哪个更真呢？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有时候现实比戏剧更魔幻，很难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在拍摄时，我将这种感受融进影片。影视城的荒诞性在于，它真真假假，和普通城市的逻辑不同。而当下，我们其实生活在多重的时空里，现实世界、网络世界、虚拟现实等等。这种生活其实对现在的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分不清真实和虚假。所以影片的镜头就捕捉了这两个空间内部关于真实和虚假的矛盾感。
两个空间的对比，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的边界、现实与梦想的距离，特别能激发电影语言的叙事张力。所以这两个时空互相切换，也模糊了现在与过去时空的性质。当一段发生在重庆的场景结束后，我们看到田恬或是方笛从睡梦中醒来，故事继续回到影视基地的现实空间，我们也分不清刚才那段故事是回忆还是梦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
回忆和当下，幻想与现实，不是那样黑白分明、互相对立。回忆总是主观的，我们在当下回忆起过去，难免要对记忆进行加工，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哪个是真的。这样，影片就获得了一种介于回忆、梦境、幻想和事实之间的效果。
乌鸦的启示，打破“受害者”叙事
有人问我为什么影片里反复出现乌鸦？乌鸦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吉祥鸟，《山海经》里有一个神话传说叫“金乌负日”，乌鸦被认为是驾着马车拉动太阳的神鸟，每天日升日落，由乌鸦来带动。在日光的照射下，乌鸦的羽毛像金色的一样，所以人们叫它“金乌”。而且我们从小都看过《乌鸦喝水》、听过乌鸦反哺的故事，它是智慧和孝顺的象征。但是，这个吉祥鸟不知何时变成了一个不祥的象征。同样，女性在历史中的各种叙事中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比如“女巫”“生理期”，这些名词总被污名化……但其实更早以前，人们不会觉得这些是负面的事情，所以我想，类似这样的刻板叙事，也应该改变了。
而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中，女性经常作为母亲、妻子的形象出现，女性的其他身份，其实是相对很少被描述的。她们总是在受害者的被动位置上，被描述成顺从的、压抑的。长此以往，我们会形成一种错觉，认为绝大多数的女性顺从了不公的社会规则。但在我这些年的创作实践中，我经常在想女性怎么可能是这样？怎么可能始终是顺从的、压抑的？她是一个完整的人，她怎么会毫无反抗地就接受了一切？
社会学的一个统计数据能告诉我们几千上万个人的消极处境，但电影从来都无法去做这样的事情。电影恰恰是聚焦讲一个人的故事，最多讲几个人的故事，所以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找到那个个体，去看是不是有力量的，是不是抗争了？她是怎么想的？哪怕最终她屈服了、失败了，这个过程一定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要把女性人物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去写，走到她的心里，把她的思考过程，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表现出来，那么事情就不会是数据给到我们的那样简单。
我认为女性绝非历史中描述的顺从者，她们的挣扎与反抗从未缺席。只是往往一些历史讲述以成败论英雄，把女性角色困在“受害者”或“被拯救者”的叙事窠臼中，本质上是对女性生命力的矮化。所以我拒绝将女性简化为“受害者”，而是看到每一位女性的积极行动，发现她们勇敢“飞翔”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