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水饺皇后》自公映以来,已经连续3周稳居全国电影票房榜首,连续23天单日冠军,累计票房已突破3.6亿元。影片讲述了来自山东青岛的臧姑娘,在20世纪70年代末,带着两个女儿漂泊异乡的坎坷经历。她身处困境,却以双手为刃,奋力突围,为自己和女儿撑起了一片天。影片不只是对臧姑娘个人奋斗的呈现,更展现出女性在困境中自我觉醒、独立抗争的强大力量。而在银幕上赋予臧姑娘鲜活生命力的,正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实力演员马丽,她打破以往形象,细腻地诠释出角色的刚强与柔情。
一个夏日清晨,马丽接受了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采访,每一个回答都毫无保留,言语中满是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对艺术的坚守。谈及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马丽如挚友般娓娓道来。以下是她的口述——
人物简介:
马丽,1982年出生于辽宁丹东,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与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2005年加入开心麻花,凭《江湖学院》《乌龙山伯爵》等话剧崭露头角。2013年首登央视春晚,此后多次亮相,2014年的小品《扶不扶》获当年央视春晚最受欢迎语言类节目一等奖。2015年,因在电影《夏洛特烦恼》中成功塑造马冬梅一角而广受认可。2017年,凭《羞羞的铁拳》中马小一角获国际华语电影节金龙奖最佳女演员奖。2024年,凭《第二十条》中李茂娟一角,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同年7月,成为中国影史首位票房破200亿元的女演员。
■ 口述:马丽 演员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臧姑娘的精神充满中国力量
最初决定出演《水饺皇后》,源于两点触动。一是被刘伟强导演的专业度吸引。我看过他的作品,深知与这样的导演合作对演员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二是被故事的内核打动。臧阿姨的温暖和坚韧,让我联想到自己与母亲作为女性的经历,也让我相信,这份力量能通过影片传递给所有身处困境的人,无论男女。
更难得的是,能全程演绎一个角色的一生,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以往无论是演喜剧还是正剧,我从未尝试过如此连贯的角色塑造。从30多岁演到60多岁,几乎涵盖了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当我去诠释这个角色的完整人生和情感脉络时,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在表演,而是凭借相似的经历与经验,真正走进了她的生命。每天在她生活过的场景里辗转,走她走过的路、过她经历的生活,这种强烈的熟悉感,对我而言是一种奇妙的缘分。以前演喜剧时,常常需要刻意设计“抖包袱”的笑点,情感表达会因喜剧节奏被迫中断,人物性格也需要在角色与搞笑间横跳,这种双重任务迫使我在表演中不得不频繁切换状态。但在《水饺皇后》里,饰演臧姑娘的过程截然不同,我无须刻意切换,只需全身心投入,让自己真正成为这个角色,自然地走过她的一生。
《水饺皇后》不只是一个女性励志故事,除了展现女性的自立自强和乐观态度,影片更通过亲情、友情、邻里情等多维度情感,呈现了人和人之间的温暖爱意。导演曾提到,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邻里关系十分亲密,推开门就能互相帮助、分享喜悦,而如今邻里间常常紧闭房门、鲜少往来,这扇门仿佛隔开了世人的情感交流。许多观众看完影片后会疑惑:“那个年代的人真的是这样吗?”这种不相信源于缺乏类似经历、未曾感受过那样的温暖。如果能通过影片唤醒大家对情感联结的渴望,甚至带动现实中人与人的情感联结,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臧姑娘的精神不仅属于女性,更是一种超越性别的、深厚的家国情怀。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部电影,那就是:有爱,充满了中国力量。
“糖水伯”为片场带来人情温度
出演《水饺皇后》,在臧姑娘的故事里尝尽百味人生,外界的质疑是我面临的最大难题。当“马丽演正剧行不行?”的声音此起彼伏,我明白演员在争议中唯有靠作品说话,这就如同臧姑娘摆摊时必须直面外界的不信任。
比质疑更实际的困境,是语言障碍。从小就爱看香港电影和TVB的电视剧,当那些曾在电视机里闪耀的熟悉面孔,突然出现在剧组与我一同演戏时,感觉非常奇妙。但那种奇妙的魔幻感还没有消散,语言上的隔阂就让我陷入了孤独中。初入剧组时,我只能在角落默戏,看着大家用粤语热络地交谈,我忽然读懂了臧姑娘初到香港时那种背井离乡的落寞。
幸运的是,剧组的温暖逐渐驱散了这种隔阂。尤其是饰演“糖水伯”的袁富华老师,就是那束照进来的光。此前我并未看过他的作品,直到《水饺皇后》杀青后,偶然间看到他主演的《周处除三害》上映,我的天!那种对角色的精准把控,简直堪称“神级”演绎。而更让我深受触动的是他在片场中带给人的温暖。他敏锐地察觉到我初入陌生环境的局促,没有用浮于表面的“别紧张”“别害怕”之类的言语安慰我,而是努力操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主动与我交流。这种交流仿佛带着角色的滤镜,他的语气、神情,都让我感受到了善意,让人本能地想靠近、信任。更让我敬佩的,是他对专业的热忱。即便没有戏份,他也会在片场角落专注揣摩角色。这种对职业的虔诚与做人的谦逊,让我深刻感受到“演员”二字的重量。
这种温暖的传递,恰与影片中传递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形成呼应,也让我在角色之外找到了突破语言困境的动力。拿到剧本后,我会提前一到两天反复研读接下来的戏份,不仅是记住自己的台词,而是要把所有对手戏演员的台词都烂熟于心。这是因为表演需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戏里要求我必须“听懂”,可现实中我因语言不通根本听不懂。这迫使我必须通过背下所有人的台词来弥补“听”的缺失,甚至要应对演员现场改词的突发情况。在这种高度紧张和高压的状态下,我完成了近两个月的拍摄,最终效果还算令人满意。
是妈妈,也是女儿
我与臧姑娘的契合,同样源于女性之间无须言传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共鸣。臧姑娘一个人扛起生活的担子,总是独自消化委屈,在子女面前把脆弱藏起来,种种举动让我想起许多现实中的母亲。路演时,许多女性观众表示“这就是我妈”,正因为我们都曾在母亲的皱纹里看见生活的分量。所以影片中“护女挥刀”等细节,并非表演,而是女性对命运感同身受的本能反应。当我们站在母亲与女儿的角度时,所有情感都是真实的生命体验,无须设计,自然动人。
我认为母女关系的核心在于理解与换位思考。叛逆期时,我曾嫌弃母亲的唠叨、坏脾气和过度管束,直到自己成为母亲,才惊觉那些曾被我视为“束缚”的言行,背后全是未被读懂的爱,经济压力下的情绪失控、说教里的殷切期望,都源于希望孩子更好的本能。我的母亲一生要强,年轻时摆地摊、开饭店,用超乎常人的努力让我不用为钱自卑,这种坚韧与臧姑娘如出一辙。如今她年近七旬,仍在尽力帮我照顾家庭,我才明白,母亲的“不放手”里藏着怕子女不再需要自己的焦虑。
这份对母女情的体悟,直接注入了电影中那封臧姑娘写给母亲的信。除了签证卡等客观信息,信中2/3的内容都是我对母亲的真实告白。人一生中最不愿面对却又必然经历的,便是亲人离世。每当看到相关新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流泪,我害怕去想象母亲不在的场景。因为无论开心还是难过,回家总有一个人会关心我是否吃饱穿暖;无论在社会价值层面是否成功,她在乎的永远只是我的健康与快乐。倘若有一天这个人不在了,我甚至不敢想象自己该如何生活。因此,在拍摄那场戏时,和导演沟通后,我坚持注入个人情感,将想对妈妈说的话写进了信里。我想,创作者只有感同身受,才能让观众触摸到角色的灵魂。所幸,导演的信任让这些真挚的表达都传递给了观众。
坚守本心,才能将理想照进现实
从影近20年,我的创作理念发生了很大转变。过去,习惯为他人考虑,再加上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在创作早期我只能服从各种女性角色设定,按他人要求完成表演。但随着成为妈妈,以及在演艺事业中成长为成熟演员,身份的转变与能力的积累,让我逐渐意识到需要主动捍卫内心的坚持。比如在女性角色的创作上,我不希望看到对女性角色的物化和符号化表演。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不只是附属品,每个女性角色都应该有自己的魅力与力量。这无关戏份多少,而在于这个女性角色出现在剧中时,究竟能为作品带来什么意义。
这种理念的转变,直接体现在我的创作实践中。如今,我更注重通过作品展现女性力量的多元面貌,也希望以现实视角传递更具普适性的人文关怀。未来创作方向上,我希望通过更贴近现实的故事引发观众共鸣,告别符号化的表演和假大空的叙事。
回头来看,这种从被动塑造到主动书写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当创作者真正有能力坚守本心时,才能将理想照进现实,通过作品为女性群体、为社会带来切实改变。这既是我的成长,也是未来持续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