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30年前，我作为传播学研究者参与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学习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也开启了我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领域。30年来，我将性别研究嵌入中国特色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参与反家暴、女工艺术节等研究与行动。2023年起，我和我的博士们跟进“数字木兰”项目，见证了乡村女性不断成长，通过数字素养提升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生活和工作，聚集力量去重新建构更为平等的家庭关系。

　　今年3月10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第69届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开幕。当说出“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时，我被回荡在会场的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感谢大会放大了我的声量！

　　30年的“传承”  

　　30年前，作为传播学研究者的我参与了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简称北京世妇会）NGO论坛。对我来说，这是不断打破精神枷锁、学习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并建立和强化批判性思维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和不断强化批判性思维的过程，这个过程促成了我的学术和NGO行动的创新。

　　首先，北京世妇会帮助我开启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领域。学科建设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与学生一起从批判媒介再现开始，并与全国妇联合作，加入了在地的妇女运动，在妇女运动中学习和实践传播行动主义。例如，2000—2007年，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在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工作了7年，我们创办了一个反家暴网站，与妇女幸存者、法律工作者、警察和立法推动者一起，自下而上地发展并传播相关知识和“以妇女为中心的”的媒介行动策略，为推动反对家庭暴力立法进行传播倡导。

　　以“传播与性别”为出发点，我和我的学生们也参与了女童发展、反对人口拐卖、性别与艾滋病政策、流动与性别、校园性别暴力、农村“儿童主任”工作机制中的性别主流化、儿童社会组织反歧视骚扰和欺凌的机制建设等方面的研究。这期间最触动我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2018年参与的深圳“女工艺术节”，非常感动于“历史长河”集体写作活动，忽略40年来被作为“他者”的书写，开始从女工视角集体建构自己发展的历史。另一件事情是2019年与残障女性合作做“魅力舞蹈工作坊”。残障女性要挑战“残障了就没有性别，只有被照顾被忽略”等各种刻板印象，也要挑战自己身体的局限和对美的认知。我们一起跳舞，一起推开那扇通向世界的门。第一次，不同残障类别的女性一起舞蹈。她们牵手的动作不是舞蹈设计，而是真实需要。演出之后她们流泪了，我特别能理解由于相互支持得以开拓空间，使“人生开挂”的那种感觉。

　　在田野中与不同群体的妇女相遇，我倍加理解北京世妇会：“性别视角”很重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验以及理解妇女的“交叉性”也很重要。它给了我一个社会发展视角，什么是流动人口的媒介？什么是妇女的媒介？不同的传播技术对不同的女性社群有什么用？某种新技术在为哪个妇女群体增权或减权？

　　30年的“超越”  

　　30年，就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超越性别研究，甚至超越研究本身。了解性别，是从男女生理特征和社会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开始的，但很快人们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打破了这种僵硬的二分法。性别，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传统和制度之中，与阶级、种族、区域不平等紧密交错。在讨论性别问题时，要采用批判的视角提问：有没有一类研究能挑战根植于其他社会权力架构中的“加上”女性的传播理论，使现实生活中的权利和资源处于困境的群体，如农民、流动工人能够成为传播的主体，而不是等待被建构的“他者”。

　　第一个超越是关于性别研究的。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与女性相对于男性处于一种缺少权力和资源的状态一样，所有困境群体如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和妇女、被拐卖的妇女等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我深深感到，他们的经验经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经验经历能成为我们研究和政策的来源。超越性别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研究领域被定义为“中国特色的传播与社会发展”，性别研究嵌入其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个超越是关于行动的。多年来，在讲课时面对“你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提问时，我将女性主义者定义为：看到了不平等，认为这种不平等不是自然的，而是应该改变的并且愿意为改变投入行动。这不仅关系到知识生产，即知识来自哪个群体；也关系到知识的使用，即所生产的知识为谁所用。如果没有行动，我们无法判定所生产的知识是否能够用于社会改变，也无法在运用中进一步改善和增加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使研究具有赋权的作用以真正改变社会。

　　第三个超越是关于自我反省的。做性别研究一定会反省自己作为一种性别（被建构的）的人生或是性别化的人生，而不可能仅仅是“客观地”研究别人。从来没有一种研究能像性别研究一样与自己的生活如此密切相连。性别研究不是没有自身的局限，但这种研究至少能给我一种选择或拒绝的力量，这也是一种不断发现和保持自己的力量。2015年9月16日，北京世妇会20周年，我在“薪火相传”两代人对话会上作了“拥有叛逆和生长的力量”的主题发言。从1995年至今转瞬30年，我庆幸这种被北京世妇会激发出来的力量一直都在。

　　30年后“再出发”  

　　1995年8月，在大会设置的计算机室，我发出了人生第一封电子邮件。自此30年来，我一直关注技术发展对性别平等的影响。30年前《行动纲领》“妇女与媒介”对新技术提及并非一片空白。当时的词汇是“信息高速公路”和“传播新技术”，对其主要认识基于互联网的发声和联结（团结）功能。

　　如同互联网技术一样，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并不会自然带来性别平等。2023年以来，我和我的博士们一路跟进蚂蚁集团的“数字木兰数字素养能力建设”项目，与乡村女性一起工作，我们发现将性别视角纳入数字技术培训活动和让乡村妇女参与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其培训方案并不局限于技能或技术方面的培训，也要挑战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消除一切阻碍妇女获得合法权益的障碍。两年来，我们见证了乡村女性不断成长，通过数字素养提升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生活和工作，聚集力量去重新建构更为平等的家庭关系和改变“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现状。

　　在传播技术与性别领域，北京世妇会至少有五个重要传承：一是社会性别视角、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学科建设及其妇女权利传播行动创新；二是妇女的“交叉性”及其适宜媒介/另类媒介重建主体性的作用；三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与实践；四是妇女发展理论批判及GAD框架选择；五是传播/数字技术赋权妇女。在五个传承的基础上，我们“再出发”：一是促进以妇女为中心的发展；二是超越技术中立，认识性别鸿沟与数字性别鸿沟叠加的风险，通过社会性别干预消除一切障碍；三是自下而上地发展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乡村妇女参与的数字素养课堂，通过数字素养提升促进妇女赋能赋权。这正是目前进行中的“数字木兰”数字素养能力建设的行动研究。不少文旅培训师和乡村“数字木兰“们参与了我们的研究，推动行动研究转型为“参与式行动研究”。

　　其中，数字木兰音乐之夜的灵感来自北京世妇会的“非洲之夜”……难忘从前，我们向非洲伙伴学习另类媒介、适宜媒介的概念，学习技术赋权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理解电视剧场、乡村歌曲和传统舞蹈在参与式发展中的作用。这自然影响到我们现在发展传播项目的工作，如采用集体创作音乐、戏剧等文艺方法发掘乡村姐妹的潜能和集体能动性，凝聚力量并重建姐妹团结。

　　所以，从五个传承到三个“再出发”、再到正在进行的各种行动研究，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北京世妇会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后，有国外年轻人追上我说，他们都知道“Movie Mulan”。但是我们的乡村女性在集体创作中重新“定义”自己：“我们不是‘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我们是‘勇敢创业’或‘开辟新生活’的‘数字木兰’！有传承，但不是‘沿袭’，而是传承基础上的开创和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