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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汉时期的七夕节是全民节日，活动多与农业、时令相关，到了南北朝后妇女逐渐成为节日的核心主体。萧梁后演化为“乞巧”，节日与织女神性及妇女能动性有关。南北朝至隋唐，七夕开始具有“女儿节”雏形，唐代乞巧流行，妇女开始借助七夕节表达情感。宋元至近代，乞巧活动更普及、形式更丰富。时至今日，七夕节转为当代女性的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成了连接古今的文化纽带。

　　■ 焦杰

　　七夕节在传统上常被视作“女人的节日”，正如董乃斌在《唐人七夕诗文论略》中所言：“就其参与者性别、节日活动内容、活动方式而言，七夕是个名副其实而且独一无二的女儿节。”然而追溯其源，七夕最早是全民的节日，直至南北朝以后，妇女才逐渐成为这一节日的核心主体。 

　　全民共祀牛女：汉代七夕的全民性

　　两汉时代的七夕节具有鲜明的全民属性，节日活动多与农业生产、时令节气和日常生活有关，其中“食糜粥”是最具代表性的习俗。据《风土记》记载，三国时期七月七有食汤饼（汤面条）的习惯，有人对此很是不解，便问董勋。后者回答说：“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北人惟设汤饼，无复有糜矣。”特殊的日子吃特殊的食物是重要传统，其源头多可追溯至上古的“尝新仪式”。七月是黍类作物成熟收获的日子，其得名即与此有关。《氾胜之书》云：“黍者暑也。待暑而生，暑后乃成也。”七月七日食糜粥便是尝新仪式。魏晋以后面食流行便改食汤饼了。

　　七月七日举行尝新仪式，还与民间观念及阴阳思想的流行有关。在古代，每月中两两重合的日子多处于季节变换之际，民间会举行祓除不祥的活动，七是阳数，阳为吉，两个阳数相迭便是上上大吉，所以食糜粥也是趋吉求祥的仪式。除了庆丰的目的之外，也有祈求来年黍米大熟之意。此外，汉代宫廷和民间都有登楼晒衣被的习俗，《杨园苑疏》就记载说“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

　　汉宫彩女穿针：七夕乞巧的起源

　　《四民月令》中并无妇女穿针活动，直至南北朝时期，穿针乞巧活动才突然流行开来，《荆梦岁时记》载道：“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蜘蛛）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这一习俗的兴起并非凭空出现，其源头可追溯至汉代后宫的穿针活动。《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开襟楼通常建于高处，游园至此，便有燥热之感，往往会开襟散热，而彩女在此开展穿针活动，其目的或与“求宠”相关。

　　穿针活动在社会层面上广泛流行并演化为“乞巧”是萧梁以后的事情。这一转变既与织女神性的重塑有关，也离不开妇女群体的主体能动性。魏晋时期，织女“精擅纺织”的神话多有出现，拥有出色纺织技术的妇女可以为家庭带来丰厚经济收益。极大激发了民间妇女提升纺织技艺的热情，当后宫的穿针活动流传至宫外时，便被她们自然附会为“祈求纺织技艺精湛”的“乞巧”仪式。

　　七夕穿针拜月：妇女情感的多元表达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七夕节已经颇具“女儿节”的雏形。年轻女性成为节日的主角，她们不仅要穿针乞巧，还会穿戴一新，对月礼拜，借七夕乞巧活动展示自己的美丽。“嫌朝妆之半故，怜晚饰之全新。此时并舍房拢，共往庭中。缕条紧而贯矩，针鼻细而穿空”描写的即南北朝时期年轻妇女乞巧的场景。

　　在唐代，贵族豪门和富裕人家都搭建彩楼来供家中的女子穿针乞巧。唐玄宗就曾用锦缎搭建乞巧楼，“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杜甫《牵牛织女》诗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虽无姑舅事，敢昧织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义无弃礼法，恩始夫妇恭。”在唐代社会，已婚妇女往往会希望“驱去蹇拙，手目开利，组纴缝制，将无滞于心”，拥有织女那样的一双巧手。

　　除乞巧之外，唐代妇女还借七夕表达多元情感。未婚的姑娘会求姻缘，如敦煌曲子《五更转》描写的三位少女登楼乞巧之后又给佛祖添油上香，希望将来能嫁个像牛郎那样的如意郎君。已婚女性则多求婚姻和谐。

　　宋元以后乃至近代社会，七夕节的乞巧活动越发普及，形式也更加丰富。既有建乞巧楼、乞巧棚的，也有引线穿针，还有“水中浮针”“在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的情话”等。通过这些方式，妇女们将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含蓄地融入节日之中。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在功能上，七夕节从古代女性借仪式适配生存需求，转为当代女性的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在载体上，七夕节从闺阁小众仪式，拓展到公共场域的大众传播，但夫妻恩爱的主题却丝毫未变。当代女性拥有更广阔空间，需要在新语境中重构节日意义，守护七夕的女性文化根脉，让这一节日既延续古代妇女的精神，又见证当代女性的成长，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纽带。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