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今年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30周年。30年过去，彼时萌芽初绽的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已蔚然成风。我始终沐浴其思想之光。我的学术之路，是从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关注走向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体系化建构，从“我”的困惑走向“我们”的解放。回顾20多年的研究历程，是我从个人困惑走向理论自觉的历程，也是与中国妇女/性别研究事业共同成长的历程。
■ 口述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石红梅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蔡双喜
今年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下称北京世妇会）30周年。30年过去，彼时萌芽初绽的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已蔚然成风。我未曾亲历北京世妇会的盛况，却始终沐浴其思想之光。我的学术之路，受益于中国妇女/性别研究30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概括为从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关注走向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体系化建构，从“我”的困惑走向“我们”的解放的过程。
从“我”到“我们”：研究视野的转变
2002年，我师从叶文振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彼时，我刚成为母亲，又担任思政课教师，生活被切割成碎片，焦虑与疲惫常伴左右。我自然地将博士论文选题聚焦于女性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如何配置时间这一现实课题。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写道：“作为已婚女性群体的一员，我深刻地感受到婚后时间配置的严重冲突，在家庭成员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我明显感到彼此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我的博士论文《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研究》于2007年出版，这是我妇女/性别研究学术生涯的起点。
真正促使我走出“自我”、走向“我们”的是时任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力文老师的提醒：“知识女性的处境固然有自身困境，但还有更多女性群体更需要被关注和改变。”我开始深刻反思知识分子研究的价值与使命。
2007年起，我的研究重点转向农村留守妇女、女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女性等相对弱势的群体。通过大量田野访谈和问卷调查，我逐渐从一名“观察者”转变为与研究对象同呼吸、共命运的“同行者”。我意识到，妇女/性别研究不能止步于个体经验描述，应走向结构性分析和对群体命运的关怀。
从审视西方理论到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转换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妇女研究界。新自由主义强调女性个体的自由，后现代思潮不断地解构性别主体，社会性别理论突出文化对性别形成的作用。这些理论在发现女性、强调主体性方面确有贡献，但它们能否真正推动中国妇女解放？我逐渐产生怀疑。
2013年，北京大学与中华女子学院合办的“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我提交了《全球化视域下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再联姻》一文，提出必须重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回应全球化背景下妇女面临的剥削与异化的问题。彭珮云同志在场聆听并鼓励道：“很高兴看到年轻学者作这样的探索。”也有学者如柏棣老师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联姻”提法易落入西方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幸婚姻”的窠臼。这些讨论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理论？
2017年，我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中国特色女权主义实践》一书中，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提出要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性别压迫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传统。我们既要重视经典文本，注意挖掘西方女性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线索，更要扎根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我曾自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但随着研究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概念的局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发端于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在局部有批判力度，但整体仍未跳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框架。这一理论过于强调性别斗争，甚至陷入“女性中心主义”误区，缺乏对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根本分析。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具有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更坚实的哲学基础。它从唯物史观出发，将妇女解放视为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只有改变造成压迫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自由全面发展。
2021年，我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妇女运动史、地方妇女史等史料，在大历史观视域下梳理中国妇女发展的线索。我发现，在中国，妇女问题始终与阶级、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不是通过强调个人利益实现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妇女融入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洪流中，在与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中逐步推进的。我们建设的不是个体的、割裂的、对抗性的性别话语体系，而是共同的、友好的妇女理论框架。这些年，我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认识不断深化。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才能回应中国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妇女全面发展。
推进中国自主的妇女知识体系建设和创新
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更强调文化主体性与理论原创性，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妇女运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我们有必要系统总结这些经验，明确这些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发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该说，我们正以更自信的姿态确认自己、言说自己，从而更加平等地与世界各国对话，为全球妇女运动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学习西方”走向“自主构建”“贡献世界”，是我们这一代妇女研究者的使命。
这些年来，我注重从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探寻妇女解放经验，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妇女发展进程中，总结经验，提出“家务劳动价值化”“中国式妇女发展现代化”等概念。我更加坚定地认识到，中国妇女发展始终将性别与阶级、民族和国家作为整体考虑，把“家国天下”的传统文化融入自身发展，与西方妇女发展的权利实现路径截然不同。“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提出后，我认真学习领会，在研究中既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理解，又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妇女生存和发展思想的研究。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探索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回顾20多年的研究历程，这是我从个人困惑走向理论自觉的历程，也是我与中国妇女/性别研究事业共同成长的历程。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够以学术为志业，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参与妇女发展这一伟大事业。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与妇女同行，就能真正推进妇女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妇女/性别研究的根本宗旨。